清晨6点，燕郊814路总站已经排起长队。

　　814路进站后队伍乱了，经常会因此发生争执。

　　张红英（左三）帮女儿排队，并维持车站秩序。

　　早点摊小贩将煎饼送到窗口。

　　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

　　河北小镇燕郊，被驶向北京的第一班公交车发动机吵醒了。

　　清晨5点半，路灯已熄，天还没亮透，814路早班车开始发车。张红英的手机闹钟也响了，54岁的她从床上爬起来，将前一晚泡好的黄豆倒进豆浆机，再把面包塞进烤箱，趁着机器工作的工夫，才去厕所洗了把脸，然后赶紧拎着保温杯，下楼排队。

　　814路是跨越北京城区和河北燕郊的9条主要公交线路之一，也是离张红英家最近的公交站点。每天早上，至少4000人挤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道的814路车厢里，去北京上班。

　　这个数字是一位燕郊居民等车时“顺便”统计出来的——成功挤上一辆公交车最夸张时需要40分钟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计算。

　　等车队伍最长时达到300米，但十几位老人总能站在队伍最前端。为了抢占这个有利的上车位置，他们天不亮就出门，可当公交车停在跟前时，这些人却又侧过身子，让后面的人先上。

　　他们在等自己的儿子、女儿、儿媳妇、女婿。为了让儿女多睡十几分钟，能在上班的路上有个地方坐坐，这些老人提前到公交车站替儿女排队。

　　张红英就是其中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外企上班。曾有媒体报道，这种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至少有30万。而燕郊政府网上公布的人口数量是50万，这意味着每天早上这座小镇一下子空了一多半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许多父母像张红英一样，举家迁徙到这个陌生的河北小镇，照顾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。

　　“其实是一个人在北京上班，全家在为他服务。”一位替女儿排队的父亲说。

　　上班给北京纳税，晚上睡觉给河北纳税，天天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，哪个父母能忍心

　　4月的清晨还有些微凉，张红英裹在蓝色防风衣里。她已经在这里帮女儿排了4年队，连814路的公交车司机都认识她，进站时隔着挡风玻璃朝她点点头。

　　“孩子太累了，来北京找个工作，没想到这么累。晚上加班到家就快12点了，我着急啊，这时间能睡够吗？”张红英的嗓门挺大，“你要给她排队呢，她就能多睡一会儿，要不上班也没精神啊。我多起来一会儿，就当锻炼身体，她能多睡半个小时呢。”

　　此时，31岁的女儿孙梦已经起来，正在家里享用母亲备好的早餐。孙梦大学时读的是日语专业，老家河北邯郸没有适合的工作，毕业后她进了北京一家日企。已经退休的张红英也跟了过来，照顾女儿起居。她们在北京租房，搬了三次家。孙梦决定，必须在30岁之前买房。

　　那是2009年，北京的房价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夸张，首付60多万元就可以在东四环附近买套还算不错的房子。但这对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，也是笔不小的开支，她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
　　一天，在国贸地铁站附近，张红英接到一张小广告，上面写着首付10万元就能在距离北京30分钟车程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。那个地方叫燕郊，天安门往东40多公里的一个河北省小镇，清朝皇帝拜谒东陵时的行宫所在地。

　　那时的燕郊还没有被密密麻麻的住宅楼占领，新开盘的小区对面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子地，柏油马路还没修好，张红英淌了一腿泥。不过，售楼小姐说，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车总站就设在小区门口，到时候上车就有座。张红英痛快地交了订金。

　　可售楼广告说的30分钟到北京，只是一种理想状态。想开车上班，先得摇到号吧，而且早高峰进京方向的高速公路在收费站就开始堵了。公交车倒是有专用车道，可人多车少，挤不上去，在车门那儿一“挂”就是十几二十分钟，再碰上插队打架的，司机索性熄火不走了。

　　“这得什么时候走到头啊！”第一次看到814路车站前的长队，刚搬来的老梁简直“看不到希望了”。第二天，他就加入为孩子排队的阵营。“他们上班给北京纳税，晚上睡觉给河北纳税，天天让人家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，哪个父母能忍心啊！我也分析过，家里稍微有点钱有点势力回去能安排工作的人，不会到这个大城市来做这种打拼的工作。”他说。

　　57岁的老梁老家在内蒙古赤峰，那是一个蓝天白云、街道整洁的全国卫生城市。为照顾在北京工作的女儿，他卖了老家的房子，来到燕郊。“为了孩子，为了养老，没办法。来北京得坐一宿车，年轻时无所谓，硬座都能睡，老了以后睡不着，挺难受，还不如直接搬过来，照顾孩子。”他说。

　　女儿小梁9点上班，晚上加完班，已经错过了814路末班车，只能坐黑车回来。“真心疼，我只能帮她这么多了，也帮不了别的。”老梁说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就起床出门排队。

　　814路的终点站北京国贸，是通往河北燕郊的交通枢纽。但这并不是小梁的目的地，她还要再挤18分钟的一号线地铁。有一次，老梁去北京办事，和女儿一起走。公交车在国贸桥下停稳后，小梁说了句：“爸我先走了啊”，就朝地铁站跑。老梁一路追，使劲追，追到地下通道入口时还能看见个背影，但等他走下楼梯，女儿已经没影儿了。

　　“这‘跑班族’跑得可真够快啊！”他说着笑了起来。

　　张红英笑不出来。这些地铁里“拿着东西一边吃一边跑”的年轻人，她“看着就揪心”。“在北京打拼实在不容易。你看我姑娘，昨天到家都10点半了，也没吃饭，喝点水，喝点牛奶，就睡了。他们中午就休息一个小时，我让她带饭，就不用下去跑，还能休息一会儿。她不爱吃肉，我早上炒个菠菜鸡蛋，西葫芦，这配色多好啊，有黄有绿的。”她对自己的作品挺满意。

　　不跟父母在一起时，也很独立、强势，但跟父母在一起，就会不自然地有撒娇的感觉

　　燕郊的早高峰在6点半就到来了。红色摩的穿梭在街道上，几辆浅绿色的公交车堵在十字路口。黑车司机和早点摊儿的小贩一起霸占了最外面的车道，前者大声嚷嚷着“国贸国贸啦，十块十块，上车就走”，后者踮着脚把刚出炉的热煎饼举到公交车窗口。

　　节省排队时间的办法有很多种，但插队是这里的大忌。“傻逼！排队！”队伍里不时爆出一声怒吼，还曾有“火爆脾气”的东北邻居把插队者揪出来，摁在地上打到鼻子出血。司机看见也不吭声，打完了，人都坐稳再开车。

　　张红英看不下去了，“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，姑娘眼看就要上班，时间就要误了”。她和几个排队的父母提议，别光给自己的孩子排队，顺便也维持一下秩序，不然谁都别想走。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只“志愿者”红袖箍，套在左胳膊上开始指挥，“一个跟一个，不要挤啊排队啊，还有座呢……好啦，司机师傅关门走啦。”

　　红袖箍是在北京国贸公交车站排队时别人给的。有一次，张红英想看看女儿回家时排队到底要花多长时间。“我去北京玩啊，顺便去给你排个队。”她跟女儿说。下午5点半，张红英到达国贸桥下的814路公交车站，1小时40分钟后才排到最前面。她一边等女儿下班，一边帮忙维持秩序。

　　“你是志愿者？”站台上的“黄坎肩”问，还给了她一个红袖箍。

　　“算是吧，我在燕郊管着呢。”她笑笑说。

　　女儿孙梦起初并不希望母亲去排队，她说自己早起半小时就行了。“不行！”张红英坚决反对，“早起半个小时就睡不好，睡不好没法上班。我也习惯了，早起一会儿没事。再说，我白天还可以睡觉，你白天不能睡觉啊，我又不上班，就给你排着吧，你太辛苦了。”

　　反抗失败，孙梦只能给母亲多买些护膝和厚底的鞋子，保护她经常疼痛的膝盖。但是遇到下雨下雪或者母亲身体不舒服时，她会提前“警告”母亲：“你要是再去的话，以后我就一直不用你去排队了。”

　　张红英答应了。可第二天早上，如果不是真的病得起不来，她还是偷偷出门去。

　　“哪一个当妈的不心疼孩子啊！”62岁的山东人明阿姨站在队伍中苦笑着。她帮在商场工作的女儿排队，“小是不小了，20多岁了，但当妈的不放心啊。你想，要是没座，到那儿站一天多累啊。有时孩子来了，他们还不让进，说我们没排队，排的不是这个队。”她撇撇嘴说。

　　张红英和女儿也受过委屈。那天，孙梦像往常一样，挤进队伍，站在张红英前面。可后面的小伙子不干了。

　　“你为什么站我前边？”小伙子的声音很不客气。

　　“我妈帮我排队了。”孙梦回了他一句。

　　小伙子拽住孙梦的衣服，抬腿想给她一脚。孙梦闪开了，可站在旁边的张红英急了，她像母鸡一样张开双臂，把女儿扒拉到身后，堵住小伙子喊了一嗓子：“你打我吧！”

　　对着一个老太太，小伙子没敢再动手。车来了，孙梦被后面的人稀里糊涂地挤上去，可她越想越不对劲，“我妈怎么样了？我怕他回来打我妈！”

　　车开了一站地，孙梦从几乎没有缝隙的车厢里拼命挤出来，打车回814总站。可往常还会在车站维持秩序的母亲不见了，还没带手机。孙梦先去附近的菜市场找了一圈，没人；回家看看，也没人。她哭着打电话给亲戚：“我找不着我妈了！”

　　其实，张红英只是和孙梦走岔了。看见女儿站在楼下，她挺意外。

　　“他回来了没有？他上车走了没有？”孙梦迎上去问。

　　“我没事，他不打我。”张红英语气轻松地说。

　　这不是母亲第一次拦在孙梦身前。还有一次，母女俩正在小区里散步，一只大狗突然扑上来，孙梦下意识地往母亲身后躲。“哎呦，我妈就被咬了。”她带着哭腔说。

　　张红英的手被狗的牙齿刮破，孙梦直到现在还是很自责。“如果我跟我姥姥在一起，我就会站在她面前，但是跟我妈在一起的话，老觉得还是她在保护我。不跟父母在一起时，我也很独立，比较强势，但跟父母在一起，就会不自然地有撒娇的感觉。”

　　“但是后来我想，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，我绝对不会让我妈拦着！”这个短发姑娘拿起桌子上的纸巾使劲抹走脸上滑过的眼泪，“我一定会打那狗！”

　　有时就恨自己，当父亲的没能耐

　　经过多年观察，张红英发现燕郊排队的父母分为三拨：最早一拨5点半就出现了，那是孩子上班特别早或者特别远的；接下来是包括她在内的“中班”父母，6点半左右开始排队，那是燕郊早上最喧嚣的时候；最后出现的“晚班”父母离开车站时已接近8点，燕郊即将恢复平静。

　　张红英到达车站时，60岁的辽宁人老包正往家里走。路上，他碰见刚出门的老蔡。“你今天不排队了？我那个已经上完了，走了。”戴着眼镜的老包站在路边，慢悠悠地说。

　　“不排，儿子出差了，不在家。”老蔡说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那不是电视报道，昆山去上海上班的，有地铁，比咱们这儿方便，我看那天报道的时候也挂了一句燕郊，是不是……”

　　“今年河北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治理污染，小企业关、停、转，估计涉及交通这块的少。”老包退休前是机关里的公务员，说起话来爱分析。

　　两年前，老包家在燕郊买了房，他和老伴从老家搬来照顾儿子起居。“我们这个年龄段，孩子就一个两个，儿女在哪儿落脚，父母也就跟着了。”老包说。

　　“你不得跟着照顾他嘛。”老蔡附和着。一年前，他和老伴离开河南开封老家，来这里照顾刚出生的孙子。早上，他出门排队，老伴留在家里做饭。

　　老伙计们凑在一起聊聊天，时间倒也过得快。虽然大家叫不上彼此的名字，但谁今天没来、谁搬到北京住、谁的儿子生了孙子、谁的老伴住院，都一清二楚。可是，如果熟人都走了，自己出门时又穿少了，站在那里就不怎么好受了。

　　“走了好几辆车了，一起的老头老太太都走了，人家孩子都来了咱的怎么还没来？”王立柱戴着鸭舌帽，搓着手说。他帮儿媳妇排队，“有一次等了40分钟她才出来，哎呦，哈哈哈，她没起来，又睡了几分钟”。

　　59岁的王立柱是黑龙江大庆人。2008年，小儿媳妇生了对龙凤胎，他跟单位请了10天假来北京。“人不就是这样吗，一有孙子，孙子什么样总得看看吧。到这一看，这俩孩子太好了，不能走了。”

　　王立柱的小儿子以前是水泥厂工人，下岗后和媳妇到了北京，他跑业务，媳妇在秀水商场里当导购。俩人在北京管庄附近租了间平房。王立柱觉得老换地方对孩子不好，他掏出积蓄，又向亲戚借了几万元，让小儿子在燕郊买房，装修完还没晾干，全家人就搬了进去。

　　每天早上5点，王立柱就睡不着了，他轻手轻脚地起来，烧开水、做早点，然后叫醒儿媳：“到点了，起来吧，吃饭了，我去排队。”

　　“爸你别走了，我站着去吧。”儿媳妇也劝过。

　　“你站着多累得慌啊，我排一会儿吧。”他饭也来不及吃就出门了。

　　王立柱的老伴几年前去世，几乎从来没抱过儿子的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。一个哭，另一个也跟着哭，一个病，另一个也跟着病，医院的人都认识他了。等两个孩子病好了，王立柱也病了一场。

　　“现在习惯了，也不累了。刚开始累得我啊，我不干了，爱咋地咋地，把我累死了。可一寻思，儿子呀，也没办法。有时就恨自己，当父亲的没能耐，要是父亲是大款，给孩子几百万，买个大房子，雇个保姆，还用啥啊！咱没能耐，儿子也没啥能耐，有钱人都在北京买房了。”他叹着气，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显得有些驼背。

　　“爸！”一个扎着辫子的瘦高女子在背后叫他。听到这一声，王立柱精神了，脸上又有了笑模样。

　　儿媳妇来了，一天之中的第一项任务完成。他扬起手跟站在身边的张红英打了个招呼：“我先走了啊，回去送孙子上幼儿园。”

　　真的挺累的，不是来回跑得累，心累

　　今年两会期间，中央电视台一期节目报道了燕郊这些排队的老人。节目中有一位名叫秦桂珍的60岁老人，黑蒙蒙的天色中，她裹着羽绒服站在人群中，帮女婿排队，冻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　　“他挺辛苦的，从小上学的时候，家离学校二三十里地，半夜起来到学校七八点钟才能赶上上课，所以说他挺苦的，然后到这上班还这么苦，我就挺可怜他的，我就为他排队吧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”秦桂珍说。

　　“您眼睛没事吧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没事……”秦桂珍抹了一下眼泪，盯着远处，探了一下身子，突然咧开嘴笑了，“俺家姑爷子来了！”

　　女婿肖枫在西北三环上班，814路到达终点站国贸后，他还要挤进一号线地铁，换乘四号线，出来后再坐几站公交车，每天上班路上就要花两个半小时。秦桂珍来燕郊照顾外孙，她看女婿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提出帮他排队。

　　有一天，秦桂珍慌慌张张地出门，到了车站发现一个人也没有。“哎呀，是不是起晚了？”走回来看见小区门口的保安，一问才发现只有凌晨1点。原来，她的手机白天掉到地上，电池摔出来，闹钟时间弄错了。

　　在电视里看见丈母娘冻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肖枫心里很愧疚。“挺不好意思的，毕竟她那么大岁数了，还要给我排队。我之前也没太注意，到那儿就上车。”秦桂珍倒觉得没什么，只是听见邻居说“哎呀，上电视了，你是名人了”时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　　那期节目播出后，网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看法。一位网友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：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高中时妈妈也是为了每天早上让我多睡会，都把牙膏挤好，早饭摆好，再趁我吃饭时下楼把自行车从车棚推出来。小时候不懂感恩啊，习以为常，现在想想天下父母都一样，不管孩子多大了，都愿意牺牲自己让他过好点。”

　　“你到高中还不能自理吗？”另一位网友在跟帖中反问。

　　现实中，张红英也遇到过类似的质疑。有一次，她在北京跟别人聊天，说起自己早上帮女儿排队，对方听了吃惊地问：“怎么还要给他们排队啊？”

　　“公交车人多啊，小区里住了10万人呢！”张红英大声解释，“可怜天下父母心！你们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要是你们来了燕郊，儿子姑娘在北京上班，你们也会这样。我没法跟你们沟通，你们没看到这个情景。”

　　看见网上有人质疑这些年轻人，老梁也帮他们辩解：“有人说他们真享福啊，还让老爹给排队呢，岂不知道这老爹是自愿的啊！”

　　实际上，女儿小梁并不希望父亲帮自己排队。怕父亲在外面站的时间太长，小梁起床后在家里紧忙活，“还不如自己去站呢”。她曾经提出不在家里吃早点，就可以省下时间，可母亲不同意。

　　“她觉得我一天都不在家吃，吃不到炒菜，她早上炒菜给我吃你知道吗？”小梁瞪大眼睛说，“没办法啊，一定要吃，不然我妈白做了，如果吃得少，她又会说，你都没怎么吃！”

　　小梁今年27岁，她其实并不想在燕郊买房，“我自己在二环租房挺方便的”。现在，她下了班就得往回跑，坐上车还得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要不然父母不放心。她考虑过回北京租房，但想了想，心里过意不去，“我爸妈在这儿，说白了无依无靠，背井离乡，如果我每天回来，即使我辛苦点儿，但他们会觉得一天能有个盼头”。

　　因为排队，她还和父亲吵过一架。有一次，老梁身体不舒服。“爸，你别起来别起来。”可父亲说自己没事，硬要出门去排队。小梁急了，“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，你说你去了挺冷的，你这还难受着呢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”

　　“有时候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要考虑他们的心情。”偶尔，小梁也会跟别人抱怨一下，“我真的挺累的，不是我来回跑得累，我是心累。”

　　但这些话她从没对父亲说过。父亲前不久过生日，小梁买了台平板电脑送给他，父亲的微博也是她帮着给注册的。

　　孙梦的同事也曾劝她搬回北京住，但她不放心母亲，怕张红英一个人在家被推销的骗了，或者高血压犯了没人管。“毕竟我现在年纪还不是特别大，没有结婚，可以来回跑，以后牵绊的事情多了，想跑也没办法跑了。虽然我现在累一点，但是跟我妈在一起还是挺好的。”

　　为了姑娘就不累，为姑娘干什么就觉得，呀，特别有心劲

　　央视报道过后，张红英在车站见到过好几拨记者。就连来燕郊看房的北京中年妇女路过814路车站，都会敏感地掏出手机拍照，“就是这儿吧？都成一景了！”

　　“为什么你们最近对这个事这么上心？”张红英不明白。一名记者告诉她，可能是因为“京津冀一体化”的新闻，人们又想起这个已经发展多年的小镇。

　　如今，这里有北京百年小吃“小肠陈”，有酷似“必胜客”的“意萨欢乐餐厅”，还可以使用北京公司发的味多美、沃尔玛购物卡，看上去越来越像北京了。但人们留在燕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，这里因此又被称为“睡城”。

　　周末，燕郊的年轻人多了起来。孙梦呆在家里，她不让张红英做饭，自己下厨做了个糖醋排骨。有时，她会带母亲去北京看电影，看芭蕾舞，或者带她去商场买衣服，然后再去肯德基里吃个圆筒冰激凌。

　　“她挺好的，老是给你惊喜。”张红英脸上露出笑意。“我过生日，她给我买项链，有珍珠的，有银的，有金的，还给我买玉手镯。”她一样一样数着，“我挺感动的，她休息时间不多，还来陪我。”

　　“她怎么没跟我这么说过。”听完记者转述，孙梦乐了，“我每次给她买，她都说不好，怕花钱。”

　　在这些排队的父母口中，孩子都是“懂事的”。来自东北的董阿姨说，一天晚上她回家，发现儿子已经把饭做好了，还喂到她嘴里，说了句：“妈妈，谢谢你。”

　　“北方男孩子一般不怎么说这些，我看他没咋说，眼泪就在眼圈里，没流下来。”董阿姨也哽咽了。

　　这些年来，燕郊的楼越盖越多，孙梦家对面新建起来的小区，马上就要交钥匙，上万人即将入住。这几天，连燕郊的黑车司机都在说，到时排队得多壮观，更上不去车了。

　　这里已经是个体型超大的小镇了，房地产广告牌刷上的最新口号是“低密度”。王立柱送孙子去幼儿园，发现一个班里有接近100个学生，老师都得用大喇叭上课。

　　为解决814路公交车的排队困境，老梁曾在网上给北京市长信箱写过信。为了让数据有说服力，他拿着工具尺，站在车站旁边量过：早高峰时一块地砖上最多能站两三个人，排队长龙在200-250米之间，乘客等候30-40分钟才能乘上车。

　　“我经常为女儿上班排队，深知在京城上班的燕郊人的苦楚……敬请北京市领导理解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他在信中这样写到。

　　没想到，这封信真的起到了效果。没过多久，814路在早高峰期间缩短了发车间隔，增加了车次。老梁说，现在每个人排队的时间可以减少一半。最近，他又骑着自行车去燕郊火车站附近转悠，挺希望能开一班通往北京的通勤列车。

　　“这些‘跑班’的孩子，他们比我们还苦呢，我们那个时候身体累点，没有那么多压力，现在这些孩子的压力真是太多太多了。这是我自己孩子，那些也是孩子辈的人，哎呀我真替他们……”他没说下去。

　　张红英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的，就是继续留在车站维持秩序。她看见一辆车进站，就能知道这是多少座的，是大车还是小车，能装多少人。有一次下雨，她和几个母亲撑着伞站在车门口，给这些年轻人遮雨。第二天，年轻人买了豆浆、油条和包子，放在她的自行车车筐里。

　　“也有觉得特累的时候，但为了姑娘就不累，为姑娘干什么就觉得，呀，特别有心劲，心情挺好。”张红英说。她最着急的是女儿的终身大事，“你看，在这大城市打拼多不容易，连自己的个人问题都没时间解决。”聊天时没说几句，她就扯到这个话题上。

　　“您想给女儿找个什么样的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在北京有房的。”她首先提了这么一个要求，“这样就不用排队了。”

　　早上7点左右，孙梦在车站前和母亲会合。她上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不过两分多钟的时间，原本空荡荡的车厢就塞满了人。隔着玻璃，孙梦可以听到母亲在下面喊着“不要挤啊”。有时，个头儿不高的母亲会被后面包抄过来的插队者挤到人群中间。

　　车门“呲”地一声关上。张红英抬起头，发根露出一圈新生的白色，看起来很刺眼。814路出站了，车窗外，张红英冲女儿微微笑着。孙梦说，这是她最难受的时刻。

　　“她越笑，我越难受……”泪水漫上来，孙梦说不下去了。

　　但是，没有时间伤感。一天的征途刚刚开始，814路将向西行驶一个多小时，才能到达北京。孙梦应该抓紧休息一会儿，终点站所在的那座巨大的城市里，还有一大堆公司报表等着她呢。